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全国小麦第一县滑县、打造中国第一麦的延津县都位于豫北地区，确保今年夏粮产量稳定，豫北是重中之重。目前，我们正加大农机精准调度力度，组织引导豫南农机有序向黄河以北地区转移。

王承启说，对种子田，要优先收割、优先烘干、优先收储，全力以赴优先保种子。信阳、南阳夏播已过半。保不住今年的种子，明年夏粮生产就没有基础和保障严肃查处违规举债、国企虚增业绩等问题，引导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研究制定12项30个重点调研任务，领导班子成员领题，面对面、心贴心地向干部职工问计问需，切实做到既调查又研究、既出题又答题。

三是支部党员全面覆盖、灵活多样学。采取一查两问三谈的方式，即一查，现场随机查看。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所呈现出的国家统一、民族凝聚和文化融为一体，是中国历史发展道路和国家认同与民族凝聚的必然要求，此乃一体三面关系的国情所在。

追求和平，既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普遍心声。（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黄河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佛教是由外传入中国的，但传入中国之后很快就中国化了，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追求和平，在战国七雄掠夺嗜杀时，人民希望统一。

也就是说，继承和创新优秀传统文化，不能按照惯性只是固守传统文化向前行，而需要科学文化的加入。若从政治文明、国家形态结构和发展道路着眼，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阶段经历了聚落三形态的演变：由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距今10000多年到距今6000年），发展为含有不平等和初步社会分层的中心聚落（距今6000年到距今5000年），再发展为都邑国家形态（距今5000年到距今4000年），这属于五帝及其之前的时代。

从秦汉到明清，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内包含两个层次的民族共同体：一类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一类是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内的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传统的变化，有两种机制：其一，传统文化每每随着自身所在社会的演变而发生变化。《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在主干的意义上，从先秦到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呈现出炎黄—华夏—中华这样的演进轨迹。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所具有的连续性，在世界各古老文明中是独一无二的。三是要把科学研究中的思维方式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化和文明延绵不绝，产生了许许多多原创性思想并形成自己的文化基因，孕育出一批又一批经天纬地的杰出人物，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这样的轨迹中，中国与中华民族具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中国自秦汉开始出现统一多民族国家起，作为自在的中华民族就已经形成。

例如在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最基本的儒释道三个方面，儒家和道家是由中国本土生长起来的文化，自不待言。在之后漫长的发展中与外界的交往因时而异，但从来不拒绝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部分，只是在吸收过程中很快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

这种由郡县制行政管理所带来的政治上的统合以及由作为国家文化的汉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和凝聚力，则可以逐渐融化郡县制行政区域内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差异，并进而走向民族融合。欧洲在其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民族国家（nation-state），其中有的是以一个主体民族为主，也包含少数其他民族的民族国家，有的是几个民族联合的民族国家。北方河朔文化和南方的六朝文化一起，构成了唐代高度发达的唐文化的两个来源， 隋唐灿烂的文明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今天，我们讲文明互鉴，讲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为了和平，社会就得讲荀子所说的礼法。这种融合也表现为外来文化通过内化（中国化）融入社会。

同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的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也是一致的。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在历史上起着凝聚人心、吸收外来文明的作用。

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结构内，中华民族才既是多源的又是统一的，是多源合流，其统一性是由国家的统一而规定的，离开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结构，离开了统一的中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体性就无从谈起。与华夏民族相对应的是夏商周三代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国家结构。

从秦汉到近代的历史可以看到：一个包含汉族和其他众多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其最基本的条件就在于以郡县制为机制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结构。习近平总书记概括的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这五个突出特性，既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提炼，亦架起了历史与现实相联结的彩虹。

进入国家之后，国家形态经历了邦国—王国（三代王朝国家）—帝国（帝制国家）三大阶段。郡县制解决了两千多年帝制王朝直接管辖地区的行政管理，也在结构上维护了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形态。到了当代，它不但依旧是中华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土壤，而且还会使中华文化与时俱进、融入新科技文明的潮流之中。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包容性还表现在外来文化中国化之后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样，只有将科学价值观、科学探索精神、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新科技文明知识体系融合到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才能使之成为当代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华民族共同体起源、形成的发展过程来看，炎黄—华夏—中华是其阶段鲜明的历史轨迹。

在这样的行政区内，汉族是主体民族，也包含少数民族，也就是说，郡县之内已有不少地方民族杂处。在郡县制行政区域之外的边疆地区，除了夷汉相错而居之外，两千多年的帝制王朝在边疆区域的行政体制上，经历了从羁縻政策到土司制，再到改土归流或移民实边或直接管辖，使边疆地区在逐步实现封建化的同时，也走向与内地行政一体化。

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在建立以郡县制为机制的大一统国家时，特意统一了文字，使得两千多年来汉字和汉文化既是中华民族的主干文化，亦是国家文化，成为维系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统一的纽带。中华民族是由从秦汉开始的以郡县制为机制的统一国家结构造就的，以统一的国家为框架，是一个与统一的国家互为表里的全中国的民族共同体。

一体既指它的载体的一体性，又指它在国家文化这一层面上是一体的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现代转化的当代形式，内在地要求构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新现代化、新现代性和新文明形态。现代化发展方式的彻底变革，必然蕴含发展观、文明观的创新，说到底是历史观的创新。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历史意识现代性的精神内核是关于历史进步的观念，中华文明现代转化的观念前提正是中国人关于社会进步的历史意识。

历史唯物主义对现代中国历史意识的塑造，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思想事件，而是落实到了现代中国的历史时间结构的社会建构之上。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文明现代转化的历史性融合视域中，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科学理论，推动中华民族正确理解了自身所处的时代境遇和历史进程。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定位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规划发展实践，构成了极为关键的理论任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既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又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说到底是一种相互成就的有机融合。一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坚持和发展了两个必然的基本原理，将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历史过渡理解为一个不断发展、持续生成的世界历史过程，从而为社会主义改革开启了广阔的选择空间和创新余地。